第53章 番外:孩子
结婚后六个月,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,开始恢复工作。我们仍然住在昆明,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。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。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,笔译减少了,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,我亦频频出差。
结婚后,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,我一向做不惯闲人,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。
那年七月,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。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。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,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。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,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。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,他吩咐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,让我在家中等待四天,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。其实他很想偷溜,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,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“出山”了,纷纷请他吃饭,他实在无法抽身。
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。
飞机准点到达。为了避免等行李,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,里面装着我的电脑、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。家里什么都有,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。
过关顺利,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,没看见他。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,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。
蓦然间,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。
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,一见到我,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了出来。
居然是沥川!
我惊讶地飞奔过去,扑到他身上。
他将我用力一搂,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,上上下下地打量:“是什么旅游团啊?晒得这么黑?”
“不能用黑这个词,得用麦色。”
“好吧,晒得这么麦。”
“‘麦’不能做形容词——”我打趣。
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,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,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
不是说抽不了身吗,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。
“会开完了?”我问。
“没呢,我溜出来接你。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?”他拉住我的手,“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,你可以天天打游戏。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——活火山,还冒着烟呢。”
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央求我,我看着他连连苦笑。
沥川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,一旦接了活就开始日夜颠倒、饮食混乱,忙起来的时候只记得不停地吃一种东西:吞拿鱼三明治。有我监督的时候他的作息还算正常,我会劝他不要太熬夜。这两个月我不在身边,他果然瘦了一圈。
沥川知道我不喜欢陌生的环境,尤其是会议、晚宴这类正式的社交场合。我对他在欧洲的工作一无所知,只看过一些他设计的建筑图片。CGP的总部就在苏黎世,结婚后沥川一直没上班,我只陪他参加过一次公司的年终晚宴。许多人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我聊天,我像只尾巴那样紧紧地跟着沥川,应酬几句便疲于应付,沥川常常主动将话题接过去。
我叹了一口气:“不用特意来接我,给我买张票我转个机不就成了?你什么时候到的?”
“比你早到三十分钟。”他微笑,“正赶上接你,早上的会我溜掉了。”
沥川的作风相当德国派,是个非常有计划的人。大病一场之后变得容易改主意了,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没头脑的事儿。他这一趟一定赶得很急,差不多是争分夺秒的。我脑子一闷,想起以前他说过自己过海关的一些事儿。残疾人安检特别麻烦,特别是911以后的美国。尽管携带了各种证件沥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样,脱下鞋子检查。对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脱鞋是特别艰难的动作。脸皮薄的沥川每次讲到这里都要抱怨:“Thisissoembarrassing!(窘死我啦。)”穿义肢过金属探测器必然会响成一片,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检员他还被请入单间脱衣检查。经常旅行的沥川已习惯了这些程序,大多数机场人员亦相当和善,极个别人怀疑义肢里藏有炸弹或毒品他亦表示理解。这年头人肉都可以当炸弹,何况是义肢?
我四下一看,发现了问题:“咦,你的行李呢?”
“没行李。”他拍拍口袋,“就带了护照和钱包。”
果然是临阵脱逃,逃得这么仓惶,额头上全是汗。我摸摸他的脸,心疼了:“累不累?”
“还好。”说罢,执意拿过我的行李箱,我没和他抢。
看看手表,沥川拉着我快步向候机厅走去:“快点,要登机了。”
到达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是下午两点。宾馆里面静悄悄的。沥川说会议方下午安排了旅游活动,客人们都出去游览了。
用钥匙卡划开房间,沥川放下行李就将我按在门背上了。
“嗳——”
他堵住了我的口,深深地吻我,动作有些猛烈。我的头拧来拧去,险些窒息,在他的怀里挣扎。他放开我,给我时间喘息:“小秋,好久不见,你得乖一点。”
“不乖!要挑战你!”我嚷嚷道。
我们倒在坚硬的地板上。
沥川的身上总有一股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。空调吹出一道冷风,天花板的风扇缓缓转动,房间里弥漫着地中海特有的橄榄味。微凉的身躯渐渐发烫,汗水在身下打滑。过了一会儿,他放松下来,若有所思地抚摸我的脸。我闻着他手指上的松木气息,轻轻地说:“沥川,这次我们可能会有孩子呢。我现在不是安全期。”
他的身子微微一怔。
沉默片刻,他摇摇头:“不会的。我接受过很多次放疗,腺体早已损伤了。你受孕的机会……几乎等于零。”
其实这话没结婚的时候沥川就说过了,我一直心存侥幸。这只是无意地一提,顿时触到他的伤心处。
“没事没事,我才不在乎呢,”我连忙改口,“不一定非要我生,喜欢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领养嘛!”
他躺在地上,呆呆地看着天花板,半天没说话。我爬起来到卧室里找来拐杖递给他,然后去浴室放水。
水放好了,我去找沥川,发现他披着睡衣斜靠在墙边仍在想着心事。
“水好了。”我搂住他,将脸贴在他的胸前。
“小秋,”他忽然低声说,“我也很想要孩子。”
我掩住了他的嘴,用手轻轻抚摸他身上那道细长的伤疤。
“对不起——”我喃喃地说。
除了医护人员和他的父亲,沥川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见过自己的伤痕。出事那年,他先是失去了母亲,紧接着失去了腿,之后一直放疗,失去了头发和胃口,身心承受着巨大打击。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伤疤很可怕,除我之外,不愿让任何人看见。
“小秋——”他的声音变得很严肃,“我们需要谈一谈。”
“你谈,我听着。”
“不许胡闹,”他摸了摸我的头顶,“到沙发上坐着说。”
我老老实实地坐下来,沥川坐到我的身边。
“我得跟你说一说孩子的事儿。”
“说吧。”
“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”
我眼睛一亮。
“十七岁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,考虑到未来的生育问题,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,预先储存了一批精子。如果你执意想要孩子,可以试试IVF。”
“IVF?”
“In-vitroFertilization,中文怎么说?”
“体外受精,或者试管婴儿。”我开始算算数,“十七岁的精子,天啊,都过了十九年了,还管用吗?冰冻酸奶过一月就不能吃了呢。”
“一般来说,保存得当的话,存活期有三十年。”
我的心一阵打鼓:“那……嗯……质量能保证吗?”
他扒在我肩上,不吭声了。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:“我怎么知道?实在想要就将就着用呗。想想看,如果我是九岁得的癌症,咱们就彻底没指望了。不过,别抱太多希望,你这个岁数体外受精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。”
我咧嘴傻笑,开始臭美:“啊……那就是十七岁的沥川啊!天啊!十七岁的沥川那可是如花一般的少年啊。”我承认我很花痴。我见过少年沥川打网球的照片,那样漂亮俊秀的男子,眉宇间充满了信心和骄傲。十七岁以后的沥川饱受疾病折磨,他再也没拍过全身照。我与他在昆明的合影便是唯一的一张。
“别高兴得太早,”他拧了拧我的耳朵,“IVF的过程很繁琐,你的情绪会大受折磨。”
他的笑容里藏着一丝抑郁,口气并不热情,甚至是清冷的。
回答得这么专业,他一定做过详细的研究。
我的心暗暗发寒。沥川不想要孩子,虽然他也极度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是啊,一个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人,会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丧父之痛吗?
我笑了笑,没再说下去。
会议有正式晚宴及酒会。洗完澡后沥川带着我出去买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,我们在大教堂广场以北的艾特街逛了一圈,吃了本地特产的柑橘和甜瓜,买了一包开心果。回到宾馆时,晚宴已经开始了。沥川将我一一介绍给他的同行,大家操着各种语言聊业界新闻,我一路陪笑着听下来,又吃力又摸不着头脑,还要跟各路大神应酬。过了一会儿,沥川终于理解地放开我的手:“Honey,那边吧台里有咖啡和冰淇淋,你先去喝点什么,我聊一会儿就过来陪你。”
我如遭大赦般地逃走了。
吧台在大厅的西南角,我要了一杯当地的葡萄酒,轻轻抿了一口,果然香醇无比。过了片刻,一位栗发的欧洲女人走过来,要了一杯威士忌,坐在吧台的高椅上和我攀谈。
她很美丽,衣着考究,胸前的宝石闪闪发光。
“我是米芙。”她说,“我是建筑师。”
“我是小秋。”我说,“我先生是建筑师。”
她举目一望,笑问:“你先生是织田君吗?”
“不是,”我说,“我先生是瑞士人。”
我没提沥川的名字,因为我对建筑界太不了解,好不易寻了个空休息休息,不想和人大谈业界新闻。
“我是英国人。”
我微笑,这还用说吗?她的英伦口音太明显了。
“我来自中国。”
“你是台湾人,对吗?”
“不是,我来自大陆云南。”
“你看上去像台湾人,”她显然没听说过这个地名,“你的衣服很漂亮。”
“你的也是。我喜欢你的披肩。”
“嚯,真有眼力,相信吗?这是从柬埔寨买的,手工织的。我见到它第一眼就迷住了。”她展开披肩比划,“这会开得真没意思,全是男人,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。亲爱的,相信我,男人们互相吹捧起来比女人还要肉麻。”
真幽默,我不禁问道:“难道你是这里唯一的女建筑师吗?”
她笑很得意:“对啊。英国的注册建筑师有百分之十二的女性,美国只有百分之九。实际上大学里建筑专业的女生占百分之四十。奇怪,这些女人毕业之后都到哪里去了?”
我捻着酒杯说:“多半是嫁给建筑师了。”
“亲爱的,你住在瑞士的哪个城市?”她说,“我和瑞士的好几家设计公司有合作,没准和你先生认识呢。”
“我先生是AlexWong。”我指着沥川的背影,“那个黑头发的。”
她吸了一口气,瞪圆了眼睛:“OhMyGod.你是Alex的太太!”
“是啊。”
“Alex就是为了你藏在中国整整一年不出来!”
“我有些工作脱不开身,他愿意在中国陪着我。”我没提他生病的事儿。在国外谈他人的疾病是社交的一大忌讳,沥川有癌症的事儿也只有极少的几位朋友知道。
“Alex是我见过的最不好打交道的男人!”米芙半笑含嗔,“我勾引了他很多次都没得手。他只请我喝过一杯酒,第二天照样和我抢生意!也不是很大的生意,我说Alex,这次你让我一回,他说对不起,我看中了一枚戒指。”
她指着我的手说:“这戒指一定就是那笔钱买的,XXXX年,对不对?我吐血三个月画出来的图,累得差点胃穿孔,最后给他夺了标,Alex这坏小子,次次打破我的计划,我要找他算账。”
其实戒指是沥川和我第一次分手之前在瑞士买的。那时他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,以为不过是例行检查,就专程到一家珠宝店买了这只订婚戒指。结果医院的一个电话粉碎了他的希望。他说当时一听就傻掉了,几乎不敢相信老天会有这么残忍。医生说最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,他恨不得立即去死。
我其实对沥川离开我的那六年有很多的好奇。他的心境、他的生活、他的工作、他的治疗……数不清的疑问。可这也是我们俩最伤痛的一段时光,想必沥川对我也有同样的好奇。
可是我们居然默契地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,让它一直处于未开垦状态。
闲谈间沥川会偶尔透露一些真相。比如知道病情复发的那天他痛苦不堪,独自坐在苏黎世河边沉思,然后去教堂待了一夜,虔诚祈祷。收到确诊的电话之后他被霁川和Rene强拉去滑雪。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高山上冲下来,在速度中寻求死亡的感觉。回到苏黎世医院,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治疗方案,即便是专家看来也没什么胜算。而他居然又奇迹般地从死神的怀里逃脱了。
我看着手指上的戒指,笑而不答。米芙怎么可能明白其中的周折和惊心动魄。
所幸,沥川已经向我走来了。
“嗨,米芙!”他说,“见到你真高兴!我以为你还在德国忙你的设计呢。小秋,我来介绍一下,米芙是ROB建筑公司的首席设计师,曾经与我合作设计过好几个项目。我非常喜欢她的设计,合作也十分愉快。”
沥川在社交场合相当老练。毕竟几代家学已给他构筑了强有力的社交网络。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沥川还有他的一个叔叔和两个堂兄,因有项目缠身先一步离开了。不然王家人可以在这里搞一次家族会餐了。
我觉得米芙看沥川的目光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爱怜与挑逗。她的话音一下子软了几分,头偏过去又偏过来,笑得天花乱坠。这当然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沥川面前失态的女人,但我还是有一点点吃醋。
他向她介绍我:“这是我的妻子谢小秋,她是位非常优秀的职业翻译。”
“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了。”
“米芙,我的堂妺莫亚大学二年级,寒假想到你那里实习一下,可不可以?”
“打住,Alex。你该不是想送个小间谍过来刺探军情吧?”
“怎么会呢?本来也有别的去处,只是她太崇拜你了。小姑娘刚上大二,什么也不懂,你让她打打杂、学点基础知识就好。”
“她会说英语吗?”
“会法语和德语,英文能听懂,只是说得不太流利。你不是会法语吗?”
“我的天,我那点法语只够看个时装杂志。要不你付钱,我替她请个翻译?”
“行,我让她哥付钱吧。”
“真小气,还是堂兄呢。这点钱也不舍得出。”
“你批评的是,我应该让她用自己打工的钱请翻译。都这么大了还好意思花家里的钱。”
“我知道一家宾馆对外国学生优惠。”
“哦,不麻烦了。我会替她订一家离你们公司最近的宾馆。”
“离我们公司近?那个黄金地段?”她忽然咯咯地笑起来,“你这堂兄可真要破费了哦。”
“毕竟是女孩子,出门在外,安全第一。再说干我们这一行,休息好、吃好很重要。”
“好吧,让她给我打电话,剩下的我来安排,你就放心吧。”她目色含嗔,胸脯挺得高高地,“真是的,Alex,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诉我。”
沥川连忙解释:“很抱歉,我们是在中国举行的婚礼。你什么时候有空来苏黎世?小秋和我一定好好请你吃饭。”
“最近不去瑞士,Alex,孩子出生摆酒时别忘了我就行。”话说完,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我的小腹。
我有点窘,仿佛被刺着痛处,窘迫地看着沥川。
他倒是淡定自如:“当然。”
晚宴很丰盛,我却吃得毫无滋味,满脑子都在想IVF。沥川慢慢地喝果汁,我捧着一杯酒在一旁陪笑,心底藏着重重的心事,一不留神喝了个半醉,一回房间就躺下了。沥川还要见一个朋友,送我回来,叮嘱我先休息,转身又出去了。
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再次回来时,我抱着被子坐在大床的中央,认真地对他说:“沥川,我打算进行IVF。”
我没说“问一问”,或者“试一试”,没给他任何争辩的余地。而且我也没用“我们”这个词,因为这件事——若是纯粹从程序上说——不需要他的参与。
他将门卡往桌上一放,神色微微惊异,低头想了想说:“我能不能劝你放弃?”
他改主意了。
“为什么?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口气显得有商量,“这事儿其实不需要你参与。冷冻的精子闲置多年,我不过顺手拿来用一下,浪费了岂不可惜,你说呢?”
他叹了一口气,坐到我的身边:“第一,做IVF你会被抽很多次血,你有晕血症。”
“我不晕自己的血,我不怕。”
“第二,过程繁琐、成功率小、心理压力大,很多人最后都要见心理医生。”
“成功率小?那就多试几次呗。”
“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,我的基因很不好。”
我皱起眉,从头到脚打量他:“你的基因挺好的哇。英俊漂亮,智商也高。”
“我的基因里恐怕含有癌症。”
“嗳,别想太多。我的伯父还死于胃癌呢,我外婆还有关节炎呢。相信我沥川,这只是偶然现象。”
“小秋,”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,“你的心是无比坚强的。我若有什么不测,你不会过不下去。可是,如果让我的孩子在童年时代面对这些——无论是对她还是对我——都太残忍。你想过了吗?”
我一时沉默,觉得难以回答。
可是我硬着脖子说:“我为什么要想消极的事呢?我又不是个消极的人!难道你每画一张图、每设计一栋大楼都会想到它被地震震垮吗?”
“我当然会想!我的所有设计都强调防震能力。”他忽然换成乞求的语气,“我们能不能过几年再考虑这个问题?”
“可是——年纪越大怀孕的可能性就越小,要试就得趁早啊。”
“再等三年,行吗?”他拉着我的手,放到唇边轻轻地吻了吻,“让我确信我的健康足以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——”
“不!这不是时间的问题啊。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父亲的。就算你出了事,我也可以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的。沥川,想想看,如果咱们有个孩子,那生活——”
“小秋,请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好吗?”他打断了我的话,声音有点闷,明显地生气了。
我凝视他的眼睛,坚决地说:“沥川,我要孩子,这一点你无法改变。”
因为这句话,沥川郁闷了整整一晚上,几乎不和我说话。
我没料到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。婚后我们也偶尔拌嘴,从未认真吵过什么。我们都无比珍惜这份难得时光。
第二天沥川做会议报告,我则到楼下游戏机室打了一天的电子游戏,回来时见他一脸苍白,似乎一夜没睡好,我就没再提这事儿。
会议闭幕之后我们去了陶尔迷小镇,住在一个面朝大海、后靠悬崖的宾馆里。沥川带我去看了这里驰名的火山和海滨浴场。小城上山石荦确、小巷穿梭,到处是石块垒砌的层层台阶。我们特地参观了古希腊剧院的遗迹,古壁坍塌了,新的剧目仍然上演。美丽的海湾、慵懒的街道、四处奔跑的孩童,戴着帽子的老人。沥川全程陪我,这地方他以前来过,所以又当解说又当向导,累得够戗。
我心软了,回到瑞士整整两周,没提IVF。
一日黄昏,我开车回家,买了一大堆菜,给沥川烧了一碟他爱吃的鱼,见他还未下班,便拿着水壶到门前的草坪浇花。
我们的邻居安吉抱着自己三个月的女儿苏菲跟我聊天。
“安妮,”她说,“苏菲今天可惨了,一整天都在哭,起了一脸一身的疹子,你看看,我心疼坏了。”
小苏菲脸上红光光的,满是小疙瘩,涂了一层厚厚的凡士林。
“可怜的苏菲,会很痒吗?”我将孩子接过来,抱在怀里仔细地看,捏住她乱动的小手,“你看她老想抓自己的脸。”
“是啊,给她剪了指甲,想给她戴个手套,天气太热,她万分不乐意呢。”安吉是本地人,在英国读的大学,虽有浓重的德国腔,英文很灵光。
“要不把家里的空调开冷一点?”我建议。
“不成啊,怕她感冒。昨晚她闹得可凶了,我和她爸一夜都没合眼。”
“原来养孩子这么辛苦啊。”我看着安吉脸上的黑眼圈,叹了一口气。心里却想,怎么辛苦我都愿意啊。可是,养孩子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,沥川的支持也很重要。我越想越纠结,接下来安吉说了一大堆如何起夜如何喂奶的细节,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,只听见了最后一句。
“……现在累是累,三岁以后就好多了。到时候你还嫌她们长得太快了呢。”
手臂里那柔软的小东西动了动,扑闪着绿色的大眼睛,长着金黄小卷毛的脑袋软软地贴在我的胸前,嘴里啊啊地叫着,我逗她笑,她也冲我笑,又将自己的手指塞到嘴里吮。我忍不住亲了亲她的小脸,低头一看,胸前的衣服被她的涎水沾湿了一大块儿。
我连忙说:“嗳,你看她是不是想吃奶了?”
“刚刚喂过,”安吉说,“其实你家Alex也特别喜欢小孩子。苏菲的姐姐小时候,只要沥川在家就往他家跑,不知道从他那里骗了多少个冰淇淋和巧克力呢。”
“是啊。”我说。不由得又叹了一口气,我何尝不知道沥川喜欢孩子。
可是回来之后沥川再也不提孩子的事情了。显然,最近几年内他不打算要小孩。而我则偷偷地在网上查信息,我猜得没错,IVF的产妇年龄越大,成功率越低。
顿了顿,安吉偏偏又问:“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?嗯?如果现在就要的话,她可以和苏菲一起玩儿。咱们两家都省事儿了。养孩子可是体力活,生得越早越好。”
“是啊。”我含糊地说。
“王家就两儿子,老大是不生的,老二也没迹象,Alex的爷爷只怕是急坏了吧?”
还真懂得中国文化,我看着她,哭笑不得。
因为身上的病,关于孩子的事,全家人都替沥川敏感。闲谈间大家自觉避开这个话题。王家倒不愁有第四代,我们在这里参加了好几个满月派对,送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礼包。正不知如何作答,安吉忽然移目:“哎,你家Alex回来了。”说罢向我的身后招招手,将孩子接了过去。
我回过头,沥川不知何时已开车回来了,似乎在车边已站了一会儿,我赶紧奔过去,替他接过装笔记本电脑的皮包。
“今天这么早到家?没堵车啊?”我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饭菜都做好了,等着你吃呢。”
“不是说,等我回来再做吗?”
“不行,这回我得露一手给你瞧瞧。咱们吃正宗的云南菜,我特意去中国店买了年糕。”
沥川笑了笑,摸摸我的脸:“安吉的女儿可爱吗?”
“太可爱了!”我脱口而出,“恨不得天天抱在怀里。”
语气太兴奋透露了我的心事,怕他发现,我赶紧将话题岔开:“快进屋吧,汤还在炉子上在炖着呢!”
换了鞋,直奔饭厅坐定,沥川喝下一口汤,忽然说:“小秋,如果你实在喜欢孩子就去IVF吧。我今天刚好有事找医生,顺便问了问。”
“……”
“小秋?”
“……嗯?”
“干嘛发呆?”
“你找医生?有什么事?你不舒服吗?”我嗓音干涩,神经紧张地看着他。
“不不不,别乱想。是我的药吃完了,让他替我再开两瓶。”
我松了一口气:“哦。”
“关于IVF,你是想去苏黎世的诊所,还是美国的诊所?”
“那个……不是说……再等几年吗?”
“小秋,别太在意我的感觉,你自己的感觉也很重要啊。”
我怔怔地望着他,心咚咚直跳:“这么说,沥川,你同意IVF?”
“嗯。”他抚了抚我的肩,“我只是担心你会受折磨。做IVF要去很多次诊所,要做很多的检查,还要吃很多的药,不少药有副作用,这些就也罢了,成功率又这么低——我不想看见你失望。”
我咧嘴一笑,向他做了一个OK的姿势:“没关系的。这段时间我正好有空,老板说既然我不在昆明,会尽量少安排我一些活儿,剩下时间我就专心造人啦。”
见我这么开心,他也笑了:“那我们去加州的西奈山吧,那里有很好的诊所。只是——医生说,他担心精子在运输过程中会出问题。”
“咱这儿——苏黎世——就没有诊所了?能不能就在这里做呢?”
“他倒是向我推荐了一位辛格医生,他的诊所目前是瑞士IVF最高成功率的保持者。”
“那是多少?”
“39%。当然如果算上精子的活力,还要打很大的折扣。”
“嘿嘿!”我拍了拍他的脸,“不要紧,一次不行就两次嘛,你有钱,我有身体,早晚会成功的。”
“……”
沥川没有告诉我更多。我在英特网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。数据显示,IVF对夫妇的情绪和心理会有很大的冲击。如果失败,百分之六十的夫妇会出现情绪失控:忧郁、焦虑、愤怒、失眠、争吵……百分之十三的女性会产生自杀念头。且不说由此付出的职业、时间、经济、情感和夫妻关系上的种种代价。
我拒绝想这么多。在我谢小秋的幸福蓝图中始终有沥川和我们的孩子。不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。这个观点有点老旧,但我绝不放弃任何机会。
我想了想,对沥川说:“那你有辛格医生的电话吗?”
他点点头。
“我马上和他约时间,尽快开始。”我说,“这事从头到尾你都不要参加,我一个人可以承受失败的压力。如果加上一个你就扛不住了。”
“那怎么行?这是咱俩的事儿。”他的脸硬了硬,“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诊所的。”
“哎,你这么忙,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我。IVF的周期很长的。”
“不长。一次大约三周的样子。”
“那还不长吗?你手头上有多少个项目?都是有截止期的吧?这种事很让人分心的。”
“没事,我若不陪着你,万一不顺利,你会想不开的。”
这话又戳中了我,我一跳三尺高:“哈,又来了!我有这么脆弱吗?”
“你有。”
我不服气,过去掐他的脖子,不让他说话:“说定了,我一个人去。成不成的一定告诉你结果。”
“你去不了,没我不行。”沥川说,“这医生的英文只怕你听不懂。我已答应你做IVF了,你也要让一步,让我陪你去。”
“不。我一个人去。我会向你汇报进展。”
“小秋——”
“别再说了,沥川,我意已决。祝贺你找到了一位意志坚强的妻子。”
翌日我独自驾车去见辛格医生。沥川说得没错,辛格能说流利的英语,却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。常人多半听不懂,可是我不一样啊。我是训练有素的翻译,交谈片刻就掌握了他的发音方式。比如好多w的音你要理解成v,d要理解成th。F打头的单词要换成v,“ferygood”就是“verygood”了。简单换算几次,我们已能交谈无碍。
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和病史之后,辛格医生发给了我一套检查LH荷尔蒙分泌的试条,让我测算自己的排卵期。我同时开始吃避孕药,据他说是为了提高卵巢的反应性,以便月经准时来临。
一切顺利,月信初至,我去诊所进行了抽血和超生波检查。医生对我的健康十分满意。我的子宫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于是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注射促排卵药。这种注射需要一天三次,持续十天,由沥川请护士在家中完成。此外还有相当频繁的血液和B超检查。
卵子在严密的监控中逐渐成熟。
时机一到,医生给我注射了一种简称HCG的激素,告诉我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开始进行穿刺取卵。名字听起来吓人,由于使用了麻醉,整个过程我基本上是睡过去的,没有任何感觉。完成之后只是觉得小腹微微有些痛疼,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。
由于好奇和信心十足,所有的检查我都积极配合。IVF的过程果然繁琐,有时一天要去几趟,有时天天都要去。我让沥川仍旧去公司上班,不必次次陪我。有时检查完毕,我会在停车场上见到等我的沥川,但我拒绝他陪我见医生和做各项检查。辛格告诉我,沥川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,因为他一天至少打一次电话,询问所有的细节和程序。穿刺那一天,他一直守在手术室的门外。见我衣冠楚楚地出来,笑而不语。后来的几天他都显得很轻松,大约是被我满不在乎的精神感染了。
三天后,三个健康的胚胎被植回我的子宫。这次不算外科手术,不需要麻醉,我也不觉得很痛。结束后医生让我在床上静静地躺几个小时,沥川给我带了一本侦探小说,我读了几页,看不进去,和他聊天。
看得出他的淡定是装出来的,因为他不肯安安静静地坐下来,而是拄着手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。我悄悄地想,十四天之后的孕检他会不会更紧张?
“哎,沥川,别担心。我们一定会成功的!”我信心十足地向他举拳。
他抓我的手,放在自己的脸上摩挲:“答应我,小秋,就试这一次好吗?如果不成功就不再试了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看见你天天这样又是打针又是抽血,我快崩溃了。”
“奇怪,打针和抽血,这不是以前你经常干的事吗?我觉得你至少比我习惯啊!”
“我不习惯。”他轻声说,“上次你的腿手术,我在医院外面站了一夜。后来你越病越重,我每次看见那个艾松都想掐死他,到现在一想这事儿我还恨他。”
“那你当时进来看我嘛,真是的,那么狠心。我当时可是恨死你啦。”
“对不起,都是我的错。我想……也许那样你会快些……投入到艾松的怀抱。”
“你少来啦!像我这样意志坚定的人,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。”
“改什么?”他没听懂。
“改变目标的。”
“小秋,你的意志真坚定,我真是太佩服你了。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个英雄了。如果是抗美援朝,碉堡都不知道被你炸了多少个了。我惨淡凄凉的人生,就靠你来指点我前进了。”
“沥川,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贫嘴了?”
回家的时候我拉着沥川拐进一家婴儿用品商店,买了一套粉红色的小衣服。
我们都喜欢女孩。
沥川一声不响地去柜台交钱,热情的售货员向我积极推销:“这位太太,你们的婴儿车买了吗?奶瓶买了吗?初生婴儿的尿布买了吗?还有包婴儿的小绵毯、小帽子、小手套?电动吸奶器?婴儿床?全套的发声小玩具?”
沥川神色极淡:“不着急。”
“本店这周有酬宾活动,所有商品一律八折,不要错过时机哟!”
“嗯,”我笑了笑,将一双玻璃奶瓶扔进购物车,“那就再买对奶瓶吧。”
“好呐!”
沥川瞪了我一眼。
“瞪什么,实在生不出孩子,这瓶子也可以用来装酱油的。”
转眼到了第十四日,晨起用试纸验孕,我失魂落迫地从洗手间走出来。
没有我期待的符号。
沥川上前拥抱我,低声安慰。
“先别气馁,试纸会有失误,血检的结果才最可信。”我看着纸盒上大大的几个“%的准确率”不信邪地说。
沥川没说什么,带我驾车去诊所,去得太早没开门,我们在门外的咖啡馆里枯坐,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。
抽完血后,沥川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法国餐馆。我并不是很喜欢法国菜,不是因为不好吃,而是因为量太少。我怀疑法国厨师都是练过太极的,若大一个白色的碟子,当中一小块鱼,配上各种颜色的汤汁,堆成很艺术的形状,很别致地呈上来。味道不错,就是吃完了还饿,不得不用甜点塞肚子。
可是法国菜的确能耗时间。开胃菜、汤、鱼、烧烤、沙拉、甜点一道一道地上,我强掩着心底巨大的失落和焦躁,保持镇定地和沥川闲扯。
我甚至给他讲了三个国产小笑话。
沥川不怎么听得懂,我一个一个地解释给他听。
“别着急,小秋。”他握了握我的手,“等会儿我去看看新闻,看什么地方有龙卷风了、水灾了、地震了,咱们可以去领养几个孤儿,也算做了一件好事。”
“谁说我着急了?我有打持久战的准备。”
过了一天,血检结果出来了。没有怀孕。
辛格说,失败是很正常的,毕竟IVF的成功率真连一半都没有。何况沥川的精子质量并不特别好。他建议我先休息一段时间,心态和体力都调整好了再说。
他没有建议我做第二次,看来沥川给他施加了压力。
我坚决摇头:“我不等,马上开始第二轮。”
辛格看了看沥川,说:“你太太很有主见。”
沥川苦笑:“是的,没人能改变她的决定。不过,凡是我妻子想要的东西,最后都能得到。”
直到第四次IVF我才得到怀孕的消息。那时沥川已开始了他的第二轮心理治疗。屡次失败对他来说打击惨重。而我在失败之后的强颜欢笑和伪装乐观更让他心痛如割。他开始频繁失眠、皮肤过敏、而且越来越沉默寡言。霁川怀疑他得了抑郁症,强拉着他去看了几次心理医生。
其实沥川的心理素质极其坚强,不然早就被癌症击垮了。可是他同时又是个情感丰富、善于内省的人,尤其不能看见亲人受苦。他总把这一切都想成是自己的过错,然后沉浸在不安和自责之中。霁川和René开始轮流劝我放弃IVF:“你们可以收养孩子嘛,想要几个都可以,沥川绝对支持你。”
我知道,他们担心沥川的健康,怕他承受不了IVF失败的打击而出现病情恶化。
于是我说:“这样吧,我对沥川宣布放弃IVF。然后你们俩将他弄到别的国家去住两个月。”
两个人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个疯子。齐齐地说:“那你呢?你究竟是什么打算?”
我一抱胳膊:“留在这里,换一家诊所,继续IVF。只是一切都向他隐瞒,免得他过度担心。”
“小秋,”霁川气得直咬牙,“你就不可以改变主意吗?”
“不可以。”
人的忍受力真是有弹性。沥川如此紧张,明明从头到尾受折腾的人是我,我却感觉麻木。
霁川勉强配合我的计划,找个工程将沥川诓到巴西住了两个月。而我则声称自己不适应巴西的气候,且手头接了一本书的翻译,宁愿在家里等他回来。
René连忙也说,我刚做完IVF,需要多多休息,不合适跟着沥川坐飞机东奔西走。
就这么瞒天过海了两个月,沥川从墨西哥回来,我在机场上喜滋滋地向他报告了怀孕的消息。
天天跑工地,晒得黑头黑脑,我差点没认出他。但这消息让他吓了一跳,兴奋得脸都红了,将行李往地上一扔,悄悄将我拉到一边,问道:“小秋,你不听我的话又去IVF了?”
“是的,原谅我吧,阿门。”
“医生……他怎么说?”
“我换了一个医生,一切正常。还有,把耳朵低下来,”我小声说,“是双胞胎。”
“真的吗?”他一把搂住我,“天啊!这不是梦吧!”
“当然不是!”
就分娩的过程来说,除了需要注射一段时间的孕酮以及不时需要进行血液和B超检查之外,通过IVF怀孕和一般的怀孕并无很大区别。这其间我们的各种担心——担心我的健康、担心IVF引发的综合症、担心流产、担心胎儿异常——一切的担心在医疗数据都指向正常之后渐渐消失。像所有将要做父母的夫妇一样,我们进入了兴奋的待产期。
八周之后,我离开了IVF的专门诊所,被转入到一位普通的妇科医生手中。
“沥川,现在我是普通产妇了。”我激动地说,“我终于成了普通产妇!”
是啊,此时此刻,我什么也不想要,只想做个普通人,拥有普通人该有的一切。
我们很快知道那是一对女儿,给她们起名为安安和宁宁。
健康和幸福,这是我们对孩子此生的最大期望。
沥川和我一起去上了一门“如何第一次当父母”的课。这是政府资助的项目,我们和许多同样的夫妇在一起学习分娩的技巧和新生婴儿的常识,一起看分娩的录相。回家的路上我问沥川有何感想,沥川说:“嗯,过程相当血腥。”
“是的,我本来不害怕的,现在有些怕了。”
“或许你愿意考虑剖腹产?”他建议,“毕竟这是你的第一次,又是两个孩子。”
“我可以正常生产,要相信大自然的力量嘛!”
“那就——早点打麻药?要不你会像电视里的女人那样惨叫的。”
“不要麻醉。我姨妈说,麻醉有副作用,对胎儿不好,产妇恢复得慢。”
“小秋,自从IVF之后,你觉不觉自己变得很霸道?”
“哼,我霸道有资本呀!我成功啦!”
“那你能让我来开车不?这么大的肚子你也不嫌开车累得慌?”
“不累。我喜欢开车,这车大,开着也舒服。你老实坐着,好好休息。”
“你真是变成女王了……”
没想到分娩的日子提前到来。
那天离预产期还差五天,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出去散步,走着走着我突然停了下来。
“怎么了?不舒服?”
“我想……可能是破水了。”我吐了吐舌头。
“我去叫救护车。”他掏出手机。
“别叫了,咱们自己走回去,你开车送我不就成了?”我说,“你不记得老师说,就算破了水,离生孩子还差得远。去了医院没准还会被请回来呢。”
沥川紧张地看着我:“你……你还能走?”
“能啊。”
“会不会现在就要生了?”
“那有那么快?医生不是说第一胎特别慢吗?一般都要七八个小时的。”
“双胞胎会快点吧?”
我拉着他飞快走回院子,坐上车。沥川说:“等等,我去拿准备好的东西。”
我们将新生儿用品准备好了一个大包,就放在门口,随时待命。
沥川拎着一个大包出来,我发现他在包里还塞了三个网球。
车开得飞快,我问他:“你带网球干嘛?”
“不是说背痛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按摩吗?”
“有这种说法吗?”
“那堂课你没去。讲如何给孕妇按摩减轻疼痛的。”
“就靠这三个小球?你也信?”
“总之你肯定会痛,我就用这个给你按按。”
进了医院,产科医生曼菲尔先生已经到了,寒暄了几句,做了检查,说既然破了水就今天生吧,先打催产素。
那是位男医生,长得五大三粗,说话不紧不慢,看形象特像码头工人。
宫缩开始的时候,我痛得乱叫,坚持不打麻药。
“天啊,怎么能这么痛呢?”见我阵阵哀嚎,女护士看了我一眼,笑道:“才开一指就痛成这样,你还坚持不要麻醉。”言下之意,自找苦吃。
“那就请麻醉师来吧。”沥川说,“请他立即来好吗?我觉得我太太快受不了了。”
“不要啊……我再忍受一下……”
沥川不理我,对医生说:“请立即给她麻醉。”
他的声音很果断,几乎是在吼。
有针刺入我的脊背。痛感立即消失了,但仍然感觉得到一阵阵宫缩。
产房里只有一位女护士在教我如何用力,如何呼吸,不停地说“push,push,push,push...”
她的声音又尖又大,一声高似一声,似乎觉得我不够用力。
我趁空问沥川:“怎么这里就她一个人啊,难道没别人了吗?医生呢?”
“是这样。现在产道还没完全打开,这位助产士帮你用力,快要出来的时候她会通知医生的。”
“这样啊……太不重视了……我这可是双胞胎啊。”
“这个过程很长的,有时要花好几个钟头,没理由让医生大人干等着啊。再说,他很大牌的,一般最后几分钟才会来。当然,中间他会来查房,看看表格什么的。我堂姐生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。”
“那他现在干什么?睡觉吗?”
“可能在打游戏。我刚才看见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PSP。”
“闹心死了,遇见这种不务正业的医生!”我用中文低声骂道。
过程果然漫长。
一直到半夜三点四十分,曼菲尔医生才姗姗来迟。我正做完push,闭眼休息。再睁眼时,屋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大群人,曼菲尔和沥川不算,除了六位护士,还有一位儿科大夫,负责新生儿的检查。
三点五十七分,老大安安出来了。四点零六分,老二宁宁也出来了。
一切顺利。
激动的沥川被医生拉住剪脐带。剪了几次都没剪断,后来他说,他下不手,脐带又软又滑,构造看上去比电缆还复杂,他都不忍心剪断。
产房里万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而我却因为出血而感到虚脱。那一刻沥川紧紧握住我的手,而我却看向窗隙一角墨蓝色的星空。
我听见婴儿呱呱的啼声,听见沥川告诉我她们是多么地完美。
我看见两张手掌大小的脸蛋。
“恭喜你!王太太!是一双美丽的女儿。”医生对我说。
我轻轻地松了一口气。
是我太贪婪了吗?是我向老天要得太多了吗?
如果我不要,这些会得到吗?
安安和宁宁,谢谢你们给了我和沥川做父母的机会。感谢苍天,送来这份珍贵的礼物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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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婚后,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,我一向做不惯闲人,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。
那年七月,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。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。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,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。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,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。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,他吩咐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,让我在家中等待四天,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。其实他很想偷溜,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,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“出山”了,纷纷请他吃饭,他实在无法抽身。
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。
飞机准点到达。为了避免等行李,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,里面装着我的电脑、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。家里什么都有,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。
过关顺利,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,没看见他。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,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。
蓦然间,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。
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,一见到我,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了出来。
居然是沥川!
我惊讶地飞奔过去,扑到他身上。
他将我用力一搂,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,上上下下地打量:“是什么旅游团啊?晒得这么黑?”
“不能用黑这个词,得用麦色。”
“好吧,晒得这么麦。”
“‘麦’不能做形容词——”我打趣。
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,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,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
不是说抽不了身吗,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。
“会开完了?”我问。
“没呢,我溜出来接你。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?”他拉住我的手,“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,你可以天天打游戏。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——活火山,还冒着烟呢。”
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央求我,我看着他连连苦笑。
沥川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,一旦接了活就开始日夜颠倒、饮食混乱,忙起来的时候只记得不停地吃一种东西:吞拿鱼三明治。有我监督的时候他的作息还算正常,我会劝他不要太熬夜。这两个月我不在身边,他果然瘦了一圈。
沥川知道我不喜欢陌生的环境,尤其是会议、晚宴这类正式的社交场合。我对他在欧洲的工作一无所知,只看过一些他设计的建筑图片。CGP的总部就在苏黎世,结婚后沥川一直没上班,我只陪他参加过一次公司的年终晚宴。许多人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我聊天,我像只尾巴那样紧紧地跟着沥川,应酬几句便疲于应付,沥川常常主动将话题接过去。
我叹了一口气:“不用特意来接我,给我买张票我转个机不就成了?你什么时候到的?”
“比你早到三十分钟。”他微笑,“正赶上接你,早上的会我溜掉了。”
沥川的作风相当德国派,是个非常有计划的人。大病一场之后变得容易改主意了,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没头脑的事儿。他这一趟一定赶得很急,差不多是争分夺秒的。我脑子一闷,想起以前他说过自己过海关的一些事儿。残疾人安检特别麻烦,特别是911以后的美国。尽管携带了各种证件沥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样,脱下鞋子检查。对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脱鞋是特别艰难的动作。脸皮薄的沥川每次讲到这里都要抱怨:“Thisissoembarrassing!(窘死我啦。)”穿义肢过金属探测器必然会响成一片,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检员他还被请入单间脱衣检查。经常旅行的沥川已习惯了这些程序,大多数机场人员亦相当和善,极个别人怀疑义肢里藏有炸弹或毒品他亦表示理解。这年头人肉都可以当炸弹,何况是义肢?
我四下一看,发现了问题:“咦,你的行李呢?”
“没行李。”他拍拍口袋,“就带了护照和钱包。”
果然是临阵脱逃,逃得这么仓惶,额头上全是汗。我摸摸他的脸,心疼了:“累不累?”
“还好。”说罢,执意拿过我的行李箱,我没和他抢。
看看手表,沥川拉着我快步向候机厅走去:“快点,要登机了。”
到达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是下午两点。宾馆里面静悄悄的。沥川说会议方下午安排了旅游活动,客人们都出去游览了。
用钥匙卡划开房间,沥川放下行李就将我按在门背上了。
“嗳——”
他堵住了我的口,深深地吻我,动作有些猛烈。我的头拧来拧去,险些窒息,在他的怀里挣扎。他放开我,给我时间喘息:“小秋,好久不见,你得乖一点。”
“不乖!要挑战你!”我嚷嚷道。
我们倒在坚硬的地板上。
沥川的身上总有一股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。空调吹出一道冷风,天花板的风扇缓缓转动,房间里弥漫着地中海特有的橄榄味。微凉的身躯渐渐发烫,汗水在身下打滑。过了一会儿,他放松下来,若有所思地抚摸我的脸。我闻着他手指上的松木气息,轻轻地说:“沥川,这次我们可能会有孩子呢。我现在不是安全期。”
他的身子微微一怔。
沉默片刻,他摇摇头:“不会的。我接受过很多次放疗,腺体早已损伤了。你受孕的机会……几乎等于零。”
其实这话没结婚的时候沥川就说过了,我一直心存侥幸。这只是无意地一提,顿时触到他的伤心处。
“没事没事,我才不在乎呢,”我连忙改口,“不一定非要我生,喜欢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领养嘛!”
他躺在地上,呆呆地看着天花板,半天没说话。我爬起来到卧室里找来拐杖递给他,然后去浴室放水。
水放好了,我去找沥川,发现他披着睡衣斜靠在墙边仍在想着心事。
“水好了。”我搂住他,将脸贴在他的胸前。
“小秋,”他忽然低声说,“我也很想要孩子。”
我掩住了他的嘴,用手轻轻抚摸他身上那道细长的伤疤。
“对不起——”我喃喃地说。
除了医护人员和他的父亲,沥川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见过自己的伤痕。出事那年,他先是失去了母亲,紧接着失去了腿,之后一直放疗,失去了头发和胃口,身心承受着巨大打击。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伤疤很可怕,除我之外,不愿让任何人看见。
“小秋——”他的声音变得很严肃,“我们需要谈一谈。”
“你谈,我听着。”
“不许胡闹,”他摸了摸我的头顶,“到沙发上坐着说。”
我老老实实地坐下来,沥川坐到我的身边。
“我得跟你说一说孩子的事儿。”
“说吧。”
“也不是完全没可能。”
我眼睛一亮。
“十七岁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,考虑到未来的生育问题,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,预先储存了一批精子。如果你执意想要孩子,可以试试IVF。”
“IVF?”
“In-vitroFertilization,中文怎么说?”
“体外受精,或者试管婴儿。”我开始算算数,“十七岁的精子,天啊,都过了十九年了,还管用吗?冰冻酸奶过一月就不能吃了呢。”
“一般来说,保存得当的话,存活期有三十年。”
我的心一阵打鼓:“那……嗯……质量能保证吗?”
他扒在我肩上,不吭声了。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:“我怎么知道?实在想要就将就着用呗。想想看,如果我是九岁得的癌症,咱们就彻底没指望了。不过,别抱太多希望,你这个岁数体外受精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。”
我咧嘴傻笑,开始臭美:“啊……那就是十七岁的沥川啊!天啊!十七岁的沥川那可是如花一般的少年啊。”我承认我很花痴。我见过少年沥川打网球的照片,那样漂亮俊秀的男子,眉宇间充满了信心和骄傲。十七岁以后的沥川饱受疾病折磨,他再也没拍过全身照。我与他在昆明的合影便是唯一的一张。
“别高兴得太早,”他拧了拧我的耳朵,“IVF的过程很繁琐,你的情绪会大受折磨。”
他的笑容里藏着一丝抑郁,口气并不热情,甚至是清冷的。
回答得这么专业,他一定做过详细的研究。
我的心暗暗发寒。沥川不想要孩子,虽然他也极度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是啊,一个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人,会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丧父之痛吗?
我笑了笑,没再说下去。
会议有正式晚宴及酒会。洗完澡后沥川带着我出去买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,我们在大教堂广场以北的艾特街逛了一圈,吃了本地特产的柑橘和甜瓜,买了一包开心果。回到宾馆时,晚宴已经开始了。沥川将我一一介绍给他的同行,大家操着各种语言聊业界新闻,我一路陪笑着听下来,又吃力又摸不着头脑,还要跟各路大神应酬。过了一会儿,沥川终于理解地放开我的手:“Honey,那边吧台里有咖啡和冰淇淋,你先去喝点什么,我聊一会儿就过来陪你。”
我如遭大赦般地逃走了。
吧台在大厅的西南角,我要了一杯当地的葡萄酒,轻轻抿了一口,果然香醇无比。过了片刻,一位栗发的欧洲女人走过来,要了一杯威士忌,坐在吧台的高椅上和我攀谈。
她很美丽,衣着考究,胸前的宝石闪闪发光。
“我是米芙。”她说,“我是建筑师。”
“我是小秋。”我说,“我先生是建筑师。”
她举目一望,笑问:“你先生是织田君吗?”
“不是,”我说,“我先生是瑞士人。”
我没提沥川的名字,因为我对建筑界太不了解,好不易寻了个空休息休息,不想和人大谈业界新闻。
“我是英国人。”
我微笑,这还用说吗?她的英伦口音太明显了。
“我来自中国。”
“你是台湾人,对吗?”
“不是,我来自大陆云南。”
“你看上去像台湾人,”她显然没听说过这个地名,“你的衣服很漂亮。”
“你的也是。我喜欢你的披肩。”
“嚯,真有眼力,相信吗?这是从柬埔寨买的,手工织的。我见到它第一眼就迷住了。”她展开披肩比划,“这会开得真没意思,全是男人,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。亲爱的,相信我,男人们互相吹捧起来比女人还要肉麻。”
真幽默,我不禁问道:“难道你是这里唯一的女建筑师吗?”
她笑很得意:“对啊。英国的注册建筑师有百分之十二的女性,美国只有百分之九。实际上大学里建筑专业的女生占百分之四十。奇怪,这些女人毕业之后都到哪里去了?”
我捻着酒杯说:“多半是嫁给建筑师了。”
“亲爱的,你住在瑞士的哪个城市?”她说,“我和瑞士的好几家设计公司有合作,没准和你先生认识呢。”
“我先生是AlexWong。”我指着沥川的背影,“那个黑头发的。”
她吸了一口气,瞪圆了眼睛:“OhMyGod.你是Alex的太太!”
“是啊。”
“Alex就是为了你藏在中国整整一年不出来!”
“我有些工作脱不开身,他愿意在中国陪着我。”我没提他生病的事儿。在国外谈他人的疾病是社交的一大忌讳,沥川有癌症的事儿也只有极少的几位朋友知道。
“Alex是我见过的最不好打交道的男人!”米芙半笑含嗔,“我勾引了他很多次都没得手。他只请我喝过一杯酒,第二天照样和我抢生意!也不是很大的生意,我说Alex,这次你让我一回,他说对不起,我看中了一枚戒指。”
她指着我的手说:“这戒指一定就是那笔钱买的,XXXX年,对不对?我吐血三个月画出来的图,累得差点胃穿孔,最后给他夺了标,Alex这坏小子,次次打破我的计划,我要找他算账。”
其实戒指是沥川和我第一次分手之前在瑞士买的。那时他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,以为不过是例行检查,就专程到一家珠宝店买了这只订婚戒指。结果医院的一个电话粉碎了他的希望。他说当时一听就傻掉了,几乎不敢相信老天会有这么残忍。医生说最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,他恨不得立即去死。
我其实对沥川离开我的那六年有很多的好奇。他的心境、他的生活、他的工作、他的治疗……数不清的疑问。可这也是我们俩最伤痛的一段时光,想必沥川对我也有同样的好奇。
可是我们居然默契地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,让它一直处于未开垦状态。
闲谈间沥川会偶尔透露一些真相。比如知道病情复发的那天他痛苦不堪,独自坐在苏黎世河边沉思,然后去教堂待了一夜,虔诚祈祷。收到确诊的电话之后他被霁川和Rene强拉去滑雪。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高山上冲下来,在速度中寻求死亡的感觉。回到苏黎世医院,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治疗方案,即便是专家看来也没什么胜算。而他居然又奇迹般地从死神的怀里逃脱了。
我看着手指上的戒指,笑而不答。米芙怎么可能明白其中的周折和惊心动魄。
所幸,沥川已经向我走来了。
“嗨,米芙!”他说,“见到你真高兴!我以为你还在德国忙你的设计呢。小秋,我来介绍一下,米芙是ROB建筑公司的首席设计师,曾经与我合作设计过好几个项目。我非常喜欢她的设计,合作也十分愉快。”
沥川在社交场合相当老练。毕竟几代家学已给他构筑了强有力的社交网络。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沥川还有他的一个叔叔和两个堂兄,因有项目缠身先一步离开了。不然王家人可以在这里搞一次家族会餐了。
我觉得米芙看沥川的目光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爱怜与挑逗。她的话音一下子软了几分,头偏过去又偏过来,笑得天花乱坠。这当然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沥川面前失态的女人,但我还是有一点点吃醋。
他向她介绍我:“这是我的妻子谢小秋,她是位非常优秀的职业翻译。”
“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了。”
“米芙,我的堂妺莫亚大学二年级,寒假想到你那里实习一下,可不可以?”
“打住,Alex。你该不是想送个小间谍过来刺探军情吧?”
“怎么会呢?本来也有别的去处,只是她太崇拜你了。小姑娘刚上大二,什么也不懂,你让她打打杂、学点基础知识就好。”
“她会说英语吗?”
“会法语和德语,英文能听懂,只是说得不太流利。你不是会法语吗?”
“我的天,我那点法语只够看个时装杂志。要不你付钱,我替她请个翻译?”
“行,我让她哥付钱吧。”
“真小气,还是堂兄呢。这点钱也不舍得出。”
“你批评的是,我应该让她用自己打工的钱请翻译。都这么大了还好意思花家里的钱。”
“我知道一家宾馆对外国学生优惠。”
“哦,不麻烦了。我会替她订一家离你们公司最近的宾馆。”
“离我们公司近?那个黄金地段?”她忽然咯咯地笑起来,“你这堂兄可真要破费了哦。”
“毕竟是女孩子,出门在外,安全第一。再说干我们这一行,休息好、吃好很重要。”
“好吧,让她给我打电话,剩下的我来安排,你就放心吧。”她目色含嗔,胸脯挺得高高地,“真是的,Alex,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诉我。”
沥川连忙解释:“很抱歉,我们是在中国举行的婚礼。你什么时候有空来苏黎世?小秋和我一定好好请你吃饭。”
“最近不去瑞士,Alex,孩子出生摆酒时别忘了我就行。”话说完,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我的小腹。
我有点窘,仿佛被刺着痛处,窘迫地看着沥川。
他倒是淡定自如:“当然。”
晚宴很丰盛,我却吃得毫无滋味,满脑子都在想IVF。沥川慢慢地喝果汁,我捧着一杯酒在一旁陪笑,心底藏着重重的心事,一不留神喝了个半醉,一回房间就躺下了。沥川还要见一个朋友,送我回来,叮嘱我先休息,转身又出去了。
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再次回来时,我抱着被子坐在大床的中央,认真地对他说:“沥川,我打算进行IVF。”
我没说“问一问”,或者“试一试”,没给他任何争辩的余地。而且我也没用“我们”这个词,因为这件事——若是纯粹从程序上说——不需要他的参与。
他将门卡往桌上一放,神色微微惊异,低头想了想说:“我能不能劝你放弃?”
他改主意了。
“为什么?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口气显得有商量,“这事儿其实不需要你参与。冷冻的精子闲置多年,我不过顺手拿来用一下,浪费了岂不可惜,你说呢?”
他叹了一口气,坐到我的身边:“第一,做IVF你会被抽很多次血,你有晕血症。”
“我不晕自己的血,我不怕。”
“第二,过程繁琐、成功率小、心理压力大,很多人最后都要见心理医生。”
“成功率小?那就多试几次呗。”
“第三,也是最重要的,我的基因很不好。”
我皱起眉,从头到脚打量他:“你的基因挺好的哇。英俊漂亮,智商也高。”
“我的基因里恐怕含有癌症。”
“嗳,别想太多。我的伯父还死于胃癌呢,我外婆还有关节炎呢。相信我沥川,这只是偶然现象。”
“小秋,”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,“你的心是无比坚强的。我若有什么不测,你不会过不下去。可是,如果让我的孩子在童年时代面对这些——无论是对她还是对我——都太残忍。你想过了吗?”
我一时沉默,觉得难以回答。
可是我硬着脖子说:“我为什么要想消极的事呢?我又不是个消极的人!难道你每画一张图、每设计一栋大楼都会想到它被地震震垮吗?”
“我当然会想!我的所有设计都强调防震能力。”他忽然换成乞求的语气,“我们能不能过几年再考虑这个问题?”
“可是——年纪越大怀孕的可能性就越小,要试就得趁早啊。”
“再等三年,行吗?”他拉着我的手,放到唇边轻轻地吻了吻,“让我确信我的健康足以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——”
“不!这不是时间的问题啊。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父亲的。就算你出了事,我也可以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的。沥川,想想看,如果咱们有个孩子,那生活——”
“小秋,请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好吗?”他打断了我的话,声音有点闷,明显地生气了。
我凝视他的眼睛,坚决地说:“沥川,我要孩子,这一点你无法改变。”
因为这句话,沥川郁闷了整整一晚上,几乎不和我说话。
我没料到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。婚后我们也偶尔拌嘴,从未认真吵过什么。我们都无比珍惜这份难得时光。
第二天沥川做会议报告,我则到楼下游戏机室打了一天的电子游戏,回来时见他一脸苍白,似乎一夜没睡好,我就没再提这事儿。
会议闭幕之后我们去了陶尔迷小镇,住在一个面朝大海、后靠悬崖的宾馆里。沥川带我去看了这里驰名的火山和海滨浴场。小城上山石荦确、小巷穿梭,到处是石块垒砌的层层台阶。我们特地参观了古希腊剧院的遗迹,古壁坍塌了,新的剧目仍然上演。美丽的海湾、慵懒的街道、四处奔跑的孩童,戴着帽子的老人。沥川全程陪我,这地方他以前来过,所以又当解说又当向导,累得够戗。
我心软了,回到瑞士整整两周,没提IVF。
一日黄昏,我开车回家,买了一大堆菜,给沥川烧了一碟他爱吃的鱼,见他还未下班,便拿着水壶到门前的草坪浇花。
我们的邻居安吉抱着自己三个月的女儿苏菲跟我聊天。
“安妮,”她说,“苏菲今天可惨了,一整天都在哭,起了一脸一身的疹子,你看看,我心疼坏了。”
小苏菲脸上红光光的,满是小疙瘩,涂了一层厚厚的凡士林。
“可怜的苏菲,会很痒吗?”我将孩子接过来,抱在怀里仔细地看,捏住她乱动的小手,“你看她老想抓自己的脸。”
“是啊,给她剪了指甲,想给她戴个手套,天气太热,她万分不乐意呢。”安吉是本地人,在英国读的大学,虽有浓重的德国腔,英文很灵光。
“要不把家里的空调开冷一点?”我建议。
“不成啊,怕她感冒。昨晚她闹得可凶了,我和她爸一夜都没合眼。”
“原来养孩子这么辛苦啊。”我看着安吉脸上的黑眼圈,叹了一口气。心里却想,怎么辛苦我都愿意啊。可是,养孩子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,沥川的支持也很重要。我越想越纠结,接下来安吉说了一大堆如何起夜如何喂奶的细节,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,只听见了最后一句。
“……现在累是累,三岁以后就好多了。到时候你还嫌她们长得太快了呢。”
手臂里那柔软的小东西动了动,扑闪着绿色的大眼睛,长着金黄小卷毛的脑袋软软地贴在我的胸前,嘴里啊啊地叫着,我逗她笑,她也冲我笑,又将自己的手指塞到嘴里吮。我忍不住亲了亲她的小脸,低头一看,胸前的衣服被她的涎水沾湿了一大块儿。
我连忙说:“嗳,你看她是不是想吃奶了?”
“刚刚喂过,”安吉说,“其实你家Alex也特别喜欢小孩子。苏菲的姐姐小时候,只要沥川在家就往他家跑,不知道从他那里骗了多少个冰淇淋和巧克力呢。”
“是啊。”我说。不由得又叹了一口气,我何尝不知道沥川喜欢孩子。
可是回来之后沥川再也不提孩子的事情了。显然,最近几年内他不打算要小孩。而我则偷偷地在网上查信息,我猜得没错,IVF的产妇年龄越大,成功率越低。
顿了顿,安吉偏偏又问:“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?嗯?如果现在就要的话,她可以和苏菲一起玩儿。咱们两家都省事儿了。养孩子可是体力活,生得越早越好。”
“是啊。”我含糊地说。
“王家就两儿子,老大是不生的,老二也没迹象,Alex的爷爷只怕是急坏了吧?”
还真懂得中国文化,我看着她,哭笑不得。
因为身上的病,关于孩子的事,全家人都替沥川敏感。闲谈间大家自觉避开这个话题。王家倒不愁有第四代,我们在这里参加了好几个满月派对,送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礼包。正不知如何作答,安吉忽然移目:“哎,你家Alex回来了。”说罢向我的身后招招手,将孩子接了过去。
我回过头,沥川不知何时已开车回来了,似乎在车边已站了一会儿,我赶紧奔过去,替他接过装笔记本电脑的皮包。
“今天这么早到家?没堵车啊?”我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饭菜都做好了,等着你吃呢。”
“不是说,等我回来再做吗?”
“不行,这回我得露一手给你瞧瞧。咱们吃正宗的云南菜,我特意去中国店买了年糕。”
沥川笑了笑,摸摸我的脸:“安吉的女儿可爱吗?”
“太可爱了!”我脱口而出,“恨不得天天抱在怀里。”
语气太兴奋透露了我的心事,怕他发现,我赶紧将话题岔开:“快进屋吧,汤还在炉子上在炖着呢!”
换了鞋,直奔饭厅坐定,沥川喝下一口汤,忽然说:“小秋,如果你实在喜欢孩子就去IVF吧。我今天刚好有事找医生,顺便问了问。”
“……”
“小秋?”
“……嗯?”
“干嘛发呆?”
“你找医生?有什么事?你不舒服吗?”我嗓音干涩,神经紧张地看着他。
“不不不,别乱想。是我的药吃完了,让他替我再开两瓶。”
我松了一口气:“哦。”
“关于IVF,你是想去苏黎世的诊所,还是美国的诊所?”
“那个……不是说……再等几年吗?”
“小秋,别太在意我的感觉,你自己的感觉也很重要啊。”
我怔怔地望着他,心咚咚直跳:“这么说,沥川,你同意IVF?”
“嗯。”他抚了抚我的肩,“我只是担心你会受折磨。做IVF要去很多次诊所,要做很多的检查,还要吃很多的药,不少药有副作用,这些就也罢了,成功率又这么低——我不想看见你失望。”
我咧嘴一笑,向他做了一个OK的姿势:“没关系的。这段时间我正好有空,老板说既然我不在昆明,会尽量少安排我一些活儿,剩下时间我就专心造人啦。”
见我这么开心,他也笑了:“那我们去加州的西奈山吧,那里有很好的诊所。只是——医生说,他担心精子在运输过程中会出问题。”
“咱这儿——苏黎世——就没有诊所了?能不能就在这里做呢?”
“他倒是向我推荐了一位辛格医生,他的诊所目前是瑞士IVF最高成功率的保持者。”
“那是多少?”
“39%。当然如果算上精子的活力,还要打很大的折扣。”
“嘿嘿!”我拍了拍他的脸,“不要紧,一次不行就两次嘛,你有钱,我有身体,早晚会成功的。”
“……”
沥川没有告诉我更多。我在英特网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。数据显示,IVF对夫妇的情绪和心理会有很大的冲击。如果失败,百分之六十的夫妇会出现情绪失控:忧郁、焦虑、愤怒、失眠、争吵……百分之十三的女性会产生自杀念头。且不说由此付出的职业、时间、经济、情感和夫妻关系上的种种代价。
我拒绝想这么多。在我谢小秋的幸福蓝图中始终有沥川和我们的孩子。不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。这个观点有点老旧,但我绝不放弃任何机会。
我想了想,对沥川说:“那你有辛格医生的电话吗?”
他点点头。
“我马上和他约时间,尽快开始。”我说,“这事从头到尾你都不要参加,我一个人可以承受失败的压力。如果加上一个你就扛不住了。”
“那怎么行?这是咱俩的事儿。”他的脸硬了硬,“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诊所的。”
“哎,你这么忙,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我。IVF的周期很长的。”
“不长。一次大约三周的样子。”
“那还不长吗?你手头上有多少个项目?都是有截止期的吧?这种事很让人分心的。”
“没事,我若不陪着你,万一不顺利,你会想不开的。”
这话又戳中了我,我一跳三尺高:“哈,又来了!我有这么脆弱吗?”
“你有。”
我不服气,过去掐他的脖子,不让他说话:“说定了,我一个人去。成不成的一定告诉你结果。”
“你去不了,没我不行。”沥川说,“这医生的英文只怕你听不懂。我已答应你做IVF了,你也要让一步,让我陪你去。”
“不。我一个人去。我会向你汇报进展。”
“小秋——”
“别再说了,沥川,我意已决。祝贺你找到了一位意志坚强的妻子。”
翌日我独自驾车去见辛格医生。沥川说得没错,辛格能说流利的英语,却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。常人多半听不懂,可是我不一样啊。我是训练有素的翻译,交谈片刻就掌握了他的发音方式。比如好多w的音你要理解成v,d要理解成th。F打头的单词要换成v,“ferygood”就是“verygood”了。简单换算几次,我们已能交谈无碍。
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和病史之后,辛格医生发给了我一套检查LH荷尔蒙分泌的试条,让我测算自己的排卵期。我同时开始吃避孕药,据他说是为了提高卵巢的反应性,以便月经准时来临。
一切顺利,月信初至,我去诊所进行了抽血和超生波检查。医生对我的健康十分满意。我的子宫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于是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注射促排卵药。这种注射需要一天三次,持续十天,由沥川请护士在家中完成。此外还有相当频繁的血液和B超检查。
卵子在严密的监控中逐渐成熟。
时机一到,医生给我注射了一种简称HCG的激素,告诉我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开始进行穿刺取卵。名字听起来吓人,由于使用了麻醉,整个过程我基本上是睡过去的,没有任何感觉。完成之后只是觉得小腹微微有些痛疼,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。
由于好奇和信心十足,所有的检查我都积极配合。IVF的过程果然繁琐,有时一天要去几趟,有时天天都要去。我让沥川仍旧去公司上班,不必次次陪我。有时检查完毕,我会在停车场上见到等我的沥川,但我拒绝他陪我见医生和做各项检查。辛格告诉我,沥川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,因为他一天至少打一次电话,询问所有的细节和程序。穿刺那一天,他一直守在手术室的门外。见我衣冠楚楚地出来,笑而不语。后来的几天他都显得很轻松,大约是被我满不在乎的精神感染了。
三天后,三个健康的胚胎被植回我的子宫。这次不算外科手术,不需要麻醉,我也不觉得很痛。结束后医生让我在床上静静地躺几个小时,沥川给我带了一本侦探小说,我读了几页,看不进去,和他聊天。
看得出他的淡定是装出来的,因为他不肯安安静静地坐下来,而是拄着手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。我悄悄地想,十四天之后的孕检他会不会更紧张?
“哎,沥川,别担心。我们一定会成功的!”我信心十足地向他举拳。
他抓我的手,放在自己的脸上摩挲:“答应我,小秋,就试这一次好吗?如果不成功就不再试了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看见你天天这样又是打针又是抽血,我快崩溃了。”
“奇怪,打针和抽血,这不是以前你经常干的事吗?我觉得你至少比我习惯啊!”
“我不习惯。”他轻声说,“上次你的腿手术,我在医院外面站了一夜。后来你越病越重,我每次看见那个艾松都想掐死他,到现在一想这事儿我还恨他。”
“那你当时进来看我嘛,真是的,那么狠心。我当时可是恨死你啦。”
“对不起,都是我的错。我想……也许那样你会快些……投入到艾松的怀抱。”
“你少来啦!像我这样意志坚定的人,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。”
“改什么?”他没听懂。
“改变目标的。”
“小秋,你的意志真坚定,我真是太佩服你了。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个英雄了。如果是抗美援朝,碉堡都不知道被你炸了多少个了。我惨淡凄凉的人生,就靠你来指点我前进了。”
“沥川,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贫嘴了?”
回家的时候我拉着沥川拐进一家婴儿用品商店,买了一套粉红色的小衣服。
我们都喜欢女孩。
沥川一声不响地去柜台交钱,热情的售货员向我积极推销:“这位太太,你们的婴儿车买了吗?奶瓶买了吗?初生婴儿的尿布买了吗?还有包婴儿的小绵毯、小帽子、小手套?电动吸奶器?婴儿床?全套的发声小玩具?”
沥川神色极淡:“不着急。”
“本店这周有酬宾活动,所有商品一律八折,不要错过时机哟!”
“嗯,”我笑了笑,将一双玻璃奶瓶扔进购物车,“那就再买对奶瓶吧。”
“好呐!”
沥川瞪了我一眼。
“瞪什么,实在生不出孩子,这瓶子也可以用来装酱油的。”
转眼到了第十四日,晨起用试纸验孕,我失魂落迫地从洗手间走出来。
没有我期待的符号。
沥川上前拥抱我,低声安慰。
“先别气馁,试纸会有失误,血检的结果才最可信。”我看着纸盒上大大的几个“%的准确率”不信邪地说。
沥川没说什么,带我驾车去诊所,去得太早没开门,我们在门外的咖啡馆里枯坐,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。
抽完血后,沥川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法国餐馆。我并不是很喜欢法国菜,不是因为不好吃,而是因为量太少。我怀疑法国厨师都是练过太极的,若大一个白色的碟子,当中一小块鱼,配上各种颜色的汤汁,堆成很艺术的形状,很别致地呈上来。味道不错,就是吃完了还饿,不得不用甜点塞肚子。
可是法国菜的确能耗时间。开胃菜、汤、鱼、烧烤、沙拉、甜点一道一道地上,我强掩着心底巨大的失落和焦躁,保持镇定地和沥川闲扯。
我甚至给他讲了三个国产小笑话。
沥川不怎么听得懂,我一个一个地解释给他听。
“别着急,小秋。”他握了握我的手,“等会儿我去看看新闻,看什么地方有龙卷风了、水灾了、地震了,咱们可以去领养几个孤儿,也算做了一件好事。”
“谁说我着急了?我有打持久战的准备。”
过了一天,血检结果出来了。没有怀孕。
辛格说,失败是很正常的,毕竟IVF的成功率真连一半都没有。何况沥川的精子质量并不特别好。他建议我先休息一段时间,心态和体力都调整好了再说。
他没有建议我做第二次,看来沥川给他施加了压力。
我坚决摇头:“我不等,马上开始第二轮。”
辛格看了看沥川,说:“你太太很有主见。”
沥川苦笑:“是的,没人能改变她的决定。不过,凡是我妻子想要的东西,最后都能得到。”
直到第四次IVF我才得到怀孕的消息。那时沥川已开始了他的第二轮心理治疗。屡次失败对他来说打击惨重。而我在失败之后的强颜欢笑和伪装乐观更让他心痛如割。他开始频繁失眠、皮肤过敏、而且越来越沉默寡言。霁川怀疑他得了抑郁症,强拉着他去看了几次心理医生。
其实沥川的心理素质极其坚强,不然早就被癌症击垮了。可是他同时又是个情感丰富、善于内省的人,尤其不能看见亲人受苦。他总把这一切都想成是自己的过错,然后沉浸在不安和自责之中。霁川和René开始轮流劝我放弃IVF:“你们可以收养孩子嘛,想要几个都可以,沥川绝对支持你。”
我知道,他们担心沥川的健康,怕他承受不了IVF失败的打击而出现病情恶化。
于是我说:“这样吧,我对沥川宣布放弃IVF。然后你们俩将他弄到别的国家去住两个月。”
两个人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个疯子。齐齐地说:“那你呢?你究竟是什么打算?”
我一抱胳膊:“留在这里,换一家诊所,继续IVF。只是一切都向他隐瞒,免得他过度担心。”
“小秋,”霁川气得直咬牙,“你就不可以改变主意吗?”
“不可以。”
人的忍受力真是有弹性。沥川如此紧张,明明从头到尾受折腾的人是我,我却感觉麻木。
霁川勉强配合我的计划,找个工程将沥川诓到巴西住了两个月。而我则声称自己不适应巴西的气候,且手头接了一本书的翻译,宁愿在家里等他回来。
René连忙也说,我刚做完IVF,需要多多休息,不合适跟着沥川坐飞机东奔西走。
就这么瞒天过海了两个月,沥川从墨西哥回来,我在机场上喜滋滋地向他报告了怀孕的消息。
天天跑工地,晒得黑头黑脑,我差点没认出他。但这消息让他吓了一跳,兴奋得脸都红了,将行李往地上一扔,悄悄将我拉到一边,问道:“小秋,你不听我的话又去IVF了?”
“是的,原谅我吧,阿门。”
“医生……他怎么说?”
“我换了一个医生,一切正常。还有,把耳朵低下来,”我小声说,“是双胞胎。”
“真的吗?”他一把搂住我,“天啊!这不是梦吧!”
“当然不是!”
就分娩的过程来说,除了需要注射一段时间的孕酮以及不时需要进行血液和B超检查之外,通过IVF怀孕和一般的怀孕并无很大区别。这其间我们的各种担心——担心我的健康、担心IVF引发的综合症、担心流产、担心胎儿异常——一切的担心在医疗数据都指向正常之后渐渐消失。像所有将要做父母的夫妇一样,我们进入了兴奋的待产期。
八周之后,我离开了IVF的专门诊所,被转入到一位普通的妇科医生手中。
“沥川,现在我是普通产妇了。”我激动地说,“我终于成了普通产妇!”
是啊,此时此刻,我什么也不想要,只想做个普通人,拥有普通人该有的一切。
我们很快知道那是一对女儿,给她们起名为安安和宁宁。
健康和幸福,这是我们对孩子此生的最大期望。
沥川和我一起去上了一门“如何第一次当父母”的课。这是政府资助的项目,我们和许多同样的夫妇在一起学习分娩的技巧和新生婴儿的常识,一起看分娩的录相。回家的路上我问沥川有何感想,沥川说:“嗯,过程相当血腥。”
“是的,我本来不害怕的,现在有些怕了。”
“或许你愿意考虑剖腹产?”他建议,“毕竟这是你的第一次,又是两个孩子。”
“我可以正常生产,要相信大自然的力量嘛!”
“那就——早点打麻药?要不你会像电视里的女人那样惨叫的。”
“不要麻醉。我姨妈说,麻醉有副作用,对胎儿不好,产妇恢复得慢。”
“小秋,自从IVF之后,你觉不觉自己变得很霸道?”
“哼,我霸道有资本呀!我成功啦!”
“那你能让我来开车不?这么大的肚子你也不嫌开车累得慌?”
“不累。我喜欢开车,这车大,开着也舒服。你老实坐着,好好休息。”
“你真是变成女王了……”
没想到分娩的日子提前到来。
那天离预产期还差五天,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出去散步,走着走着我突然停了下来。
“怎么了?不舒服?”
“我想……可能是破水了。”我吐了吐舌头。
“我去叫救护车。”他掏出手机。
“别叫了,咱们自己走回去,你开车送我不就成了?”我说,“你不记得老师说,就算破了水,离生孩子还差得远。去了医院没准还会被请回来呢。”
沥川紧张地看着我:“你……你还能走?”
“能啊。”
“会不会现在就要生了?”
“那有那么快?医生不是说第一胎特别慢吗?一般都要七八个小时的。”
“双胞胎会快点吧?”
我拉着他飞快走回院子,坐上车。沥川说:“等等,我去拿准备好的东西。”
我们将新生儿用品准备好了一个大包,就放在门口,随时待命。
沥川拎着一个大包出来,我发现他在包里还塞了三个网球。
车开得飞快,我问他:“你带网球干嘛?”
“不是说背痛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按摩吗?”
“有这种说法吗?”
“那堂课你没去。讲如何给孕妇按摩减轻疼痛的。”
“就靠这三个小球?你也信?”
“总之你肯定会痛,我就用这个给你按按。”
进了医院,产科医生曼菲尔先生已经到了,寒暄了几句,做了检查,说既然破了水就今天生吧,先打催产素。
那是位男医生,长得五大三粗,说话不紧不慢,看形象特像码头工人。
宫缩开始的时候,我痛得乱叫,坚持不打麻药。
“天啊,怎么能这么痛呢?”见我阵阵哀嚎,女护士看了我一眼,笑道:“才开一指就痛成这样,你还坚持不要麻醉。”言下之意,自找苦吃。
“那就请麻醉师来吧。”沥川说,“请他立即来好吗?我觉得我太太快受不了了。”
“不要啊……我再忍受一下……”
沥川不理我,对医生说:“请立即给她麻醉。”
他的声音很果断,几乎是在吼。
有针刺入我的脊背。痛感立即消失了,但仍然感觉得到一阵阵宫缩。
产房里只有一位女护士在教我如何用力,如何呼吸,不停地说“push,push,push,push...”
她的声音又尖又大,一声高似一声,似乎觉得我不够用力。
我趁空问沥川:“怎么这里就她一个人啊,难道没别人了吗?医生呢?”
“是这样。现在产道还没完全打开,这位助产士帮你用力,快要出来的时候她会通知医生的。”
“这样啊……太不重视了……我这可是双胞胎啊。”
“这个过程很长的,有时要花好几个钟头,没理由让医生大人干等着啊。再说,他很大牌的,一般最后几分钟才会来。当然,中间他会来查房,看看表格什么的。我堂姐生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。”
“那他现在干什么?睡觉吗?”
“可能在打游戏。我刚才看见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PSP。”
“闹心死了,遇见这种不务正业的医生!”我用中文低声骂道。
过程果然漫长。
一直到半夜三点四十分,曼菲尔医生才姗姗来迟。我正做完push,闭眼休息。再睁眼时,屋里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大群人,曼菲尔和沥川不算,除了六位护士,还有一位儿科大夫,负责新生儿的检查。
三点五十七分,老大安安出来了。四点零六分,老二宁宁也出来了。
一切顺利。
激动的沥川被医生拉住剪脐带。剪了几次都没剪断,后来他说,他下不手,脐带又软又滑,构造看上去比电缆还复杂,他都不忍心剪断。
产房里万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而我却因为出血而感到虚脱。那一刻沥川紧紧握住我的手,而我却看向窗隙一角墨蓝色的星空。
我听见婴儿呱呱的啼声,听见沥川告诉我她们是多么地完美。
我看见两张手掌大小的脸蛋。
“恭喜你!王太太!是一双美丽的女儿。”医生对我说。
我轻轻地松了一口气。
是我太贪婪了吗?是我向老天要得太多了吗?
如果我不要,这些会得到吗?
安安和宁宁,谢谢你们给了我和沥川做父母的机会。感谢苍天,送来这份珍贵的礼物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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